合伙人开始在我不经意的情况下出现在别墅里。早上来"送点东西"，傍晚"路过看看"。每次时间不长，二十分钟就走。他来的次数变多了。

　　有一天他走的时候在门口换鞋，弯腰系鞋带的时候忽然直起身来看着我。

　　"你对 Lily 挺好。"

　　那句话是一个陈述句。我没有接话，等着他的后半句。他看了看我放在桌上的那本英文小说——Lily 借给我的那本。他没有拿起那本书，视线只是在封面上停留了一下。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吧？"

　　"老板的人。"

　　合伙人看着我，那个表情中说不上来是什么意思。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两秒。

　　"知道就好。"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次他的动作更轻了，但在碰到我的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手指的力度控制得很精确。然后他提起那个黑色的公文包走出了门。他的皮鞋踩过院子里的石板路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一下接一下走远。

　　我站回到餐桌旁边把剩下的几只酒杯收进水槽里。水面映出天花板的灯光，摇摆不定。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我到这里来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确认她还活着。是为了离她近一点。是为了知道她到底变成了什么样。我最初的答案在过去的五周里逐个被验证了，但验证之后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解脱。她活着。但她变成了一个住在大门紧闭的别墅里、每天吃三种剂量在涨的药的女人。她有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她会在 Arthur 的一个电话下换上指定的裙子陪指定的客户上楼。

　　而我在这里，表面上是"帮她看别墅的管理员"，实际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该做些什么？报警——我没有任何证据，而且 Arthur 的关系网足够让一个普通学生的举报消失在某个档案室的抽屉底层。带她走——她未必愿意跟我走。她已经有新的脸、新的名字、新的生活惯性。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还把自己看成当年那个会做红烧排骨等我放学的女人。

　　吊扇在头顶慢慢转着。我用眼角余光看着那三片循环的阴影。

　　凌晨两点的时候我还没有睡着。我听到隔壁工人房里有人翻身，木板床发出吱呀一声，然后又安静下来。曼谷的夜间总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鸣作为背景音——空调压缩机的振动、遥远的公路车流声、不知什么机器在某个角落持续运转。我听着那些声音覆盖了一切能思考的空间。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那边三米之隔的主楼里，Lily 和那个孩子正在睡觉。我打开笔记本，把这段时间的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起床、吃药、泳池、等待 Arthur 的电话。它们连在一起，已经不是观察日志，而是一张可以证明控制如何运转的时间表。

　　我把取药单和档案日期夹进笔记本，写下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找到一个能把证据带出别墅的人。然后我合上本子，第一次把它放进贴身的包里，而不是床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