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叔那次登门，像在我们家完成了一场妓院的“开业仪式”。从此，那层薄薄的、维系着表面尊严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好处是不用继续被会所高额抽成了。
表叔成了常客。他总是晚上来，流程简洁得像在完成一项公务。很快，消息像暗流一样，在这个闭塞的熟人圈子里传开。
第一个登门的邻居，是楼下的王伯。他以前见了我总会笑呵呵地问句“放学了？”。那天晚上，他揣着鼓囊囊的口袋，眼神躲闪，在门口低声对父亲说：“老李，听说……你家……有困难，我来看看，帮衬帮衬。”父亲的脸在灯光下灰败如土，他沉默了几秒，那只曾教我写方块字的手，同样沉默地伸了出去，接过了那叠“帮衬”。
接着，是远房的一个堂舅。他来得理直气壮，甚至带着一丝“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熟稔。“咱们是自家人，总不能便宜了外人。”他拍着父亲的肩膀，声音洪亮，仿佛在进行一场光荣的馈赠。
我们家，彻底变成了一座运行精密的、向特定人群开放的娱乐场所。
一套冰冷而高效的“规矩”应运而生，无需言说，却人人恪守：
1. 客人上门，需提前电话确认时间，错峰安排，避免尴尬。
2. 交易在客厅完成。父亲收钱，点清，放入一个固定的铁盒。
3. 我必须在卧室，关门，戴耳机，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能出来。
4. 母亲负责按客人喜好提供性服务。结束后，她负责清理现场，并准备第二天的早餐。
母亲不再哭泣，像一件被使用过度的家具，安静，麻木。她会根据“客人”的不同，调整自己的表情——对表叔是彻底的麻木，对王伯带有一丝羞耻的躲闪，对堂舅则是一种认命般的顺从。她甚至开始准备一些一次性毛巾和茶水，将这份耻辱，经营成了一种畸形的“待客之道”。
父亲不再是丈夫，而更像一个售票员、一个守门人。他买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开始记录日期、人名、金额，像是在经营一项正经的生意。他学会了跟堂舅讨价还价，学会了在王伯想赊账时，用沉默而坚决的态度拒绝。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夜晚。
那天，表叔带来了他的工友。不久后，门铃又响了。门外站着王伯和另一个面生的邻居，他们脸上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男人之间才懂的暧昧笑容。
“老李，排队，我们排队。”王伯笑嘻嘻地说。
家里客满了。
父亲站在门口，面对着这两个熟悉的邻居。他的背佝偻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戴了一张僵硬的面具。他沉默地接过他们递来的烟，沉默地侧身让他们进来，然后指了指客厅里那两张唯一的旧沙发。
“坐，等会儿。”
那两个人就真的坐在那里，低声交谈，抽着烟，等待着。烟雾缭绕，模糊了他们的脸，也模糊了这个家最后一点样子。
电视机不合时宜的传来背景音：“本台消息，《特殊服务业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官方数据显示，该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在创造大量就业与税收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发言人表示，这是一个‘将灰色地带阳光化、规范化’的成功典范。”
我透过门缝看着这一幕，看着父亲尴尬的关掉电视，像个酒吧服务生一样，沉默地穿梭在等待的“顾客”和正在进行交易的卧室之间。
母亲献祭了她的肉体，成为了公共的性资源。父亲典当了他的灵魂，成为了耻辱的经理。
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正常，正常得只剩下邻居间的寒暄，等待时的烟灰，和父亲记账时笔尖划过纸张那沙沙的、令人窒息的声响。
……
父亲的电话响起，他瞥了一眼屏幕，是个陌生号码，但如今，任何一个电话都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或许是某个零工机会，或许是某个久未联系的朋友施以援手。他深吸一口气，用那种我几乎快要忘记的、带着一丝旧日体面的语气接起电话：“喂，您好？”
听筒那边传来的声音，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也能清晰地辨认出来那油腻的、带着一丝戏谑和绝对掌控感的声音属于王总。
“老汪啊，是我。”王总的声音带着笑意，仿佛在和老朋友寒暄。
父亲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僵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握着电话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王总继续说着，语气轻松得像在预订餐厅：“听说……你爱人现在在家接客？电话预约就行，对吧？把地址发我一下，我大概半小时后到。放心，规矩我懂，费用按市场价，一分不会少你的。”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看见父亲的眼角在疯狂地抽搐，他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电话那头还在“喂？喂？听得到吗？”，带着一丝不耐烦。
父亲没有摔电话，也没有怒吼。他只是非常非常缓慢地，将手机从耳边移开，然后伸出另一只颤抖得无法自控的手，用尽全身力气，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挂断”键。
“咔哒”一声轻响之后，是世界末日般的死寂。
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低着头，看着暗下去的屏幕，仿佛在凝视自己早已破碎的人生。
而就在这时，里间传来母亲小心翼翼、带着一丝讨好的询问：“……是谁的电话？是……有客人要预约吗？”
父亲没有回答。
……
这座向熟客开放的家庭妓院，在战战兢兢中运行着，直到那晚，敲门声不再是熟悉的节奏，而是短促、响亮、带着铁一般的权威。
“开门，警察。”
两个字，瞬间冻结了屋内的空气。
父亲脸上的麻木被撕得粉碎，只剩下赤裸的恐慌。他几乎是扑到门边，手抖得连门链都解不开。门外是两名警察，他们的目光像手术刀，瞬间剖开了这个家所有的伪装。
“接到实名举报，这里涉嫌组织、容留卖淫。”年轻警察亮出证件，语气没有任何温度。
“组、组织？”父亲的声音像是被掐住了脖子，“没有组织！警察同志，就是……就是她自己……在家里接点活，补贴家用……”他语无伦次，试图用“家”的概念来模糊法律的边界。
年长警察直接推开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客厅桌上散落的钞票和那个罪恶的铁盒。他径直走向紧闭的卧室门，敲响。
门开了。母亲衣衫不整地出现在门口，脸上一片死寂的灰白。她身后的表叔，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墙缝里。
“你的从业资格证、健康证，以及这里的经营性场所许可证。”年长警察对母亲发出连串追问，每一个词都像鞭子抽打在她身上。
母亲的眼神空洞，茫然地摇头。
父亲冲过来，急得满头大汗，试图解释：“警察同志，我们不知道在家也要这些……‘根悦’那边也没给我们办过证，不也一直没事吗？我们以为……”
“你以为？”年长警察打断他，声音陡然严厉，“‘根悦会所’涉嫌纵容无证非法卖淫，逃避税收和监管，我们正在立案侦查！你们现在这种行为，同样是无证非法经营！在家？在家就能无法无天了？”
非法经营。 这四个字，像最终的判决，砸了下来。他们不仅没能享受到合法化的任何“好处”（体检、安全保障），反而因为无法跨越那高昂的合规成本（办证、纳税、体检费），从一开始就置身于非法的阴影下。合法化，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纸空文，一个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门槛。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相关法案的补充规定，”年轻警察开始开具处罚决定书，“容留、介绍卖淫，处以拘留并罚款。鉴于情节和场所，罚款五千元。 如果拒不缴纳或再次违法，将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罚款。拘留。 这些字眼让父亲彻底崩溃了。他靠着墙，才没有软倒在地。他不懂，为什么法律变了，他们的处境却比以往更加艰难？为什么从前只是道德上的污点，如今却成了板上钉钉的“非法”，要面对如此具体而严厉的惩罚？
警察准备带走父亲和母亲回去做笔录。在离开前，年长的警察看了一眼这个破败、绝望的家，最后说了一句：“政策是给了出路，但不是让你们这样乱来的。要走就走正道，办证、体检、交税，去合法场所。像你们这样，害人害己。”
门被关上了。家里只剩下我，以及桌上那张冰冷的罚单。
所谓的合法化，根本没有像承诺那样，保护所有的性工作者。虽然设立了一个看似光明的“正道”，却用成本和规则将很多人拒之门外。它在增加社会性资源供给的同时，也极大的刺激了各种人群对消费性资源的需求，单靠运行成本高的正规场所根本无法满足。于是产生的无数为了生存而被迫在灰色地带挣扎的个体，无疑会被直接定义为“非法”并施加惩罚。法律只会高高在上地指责她们为什么不去“走正道”，却对她们为什么“无法走正道”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