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上海，雨时常下得淅淅沥沥。
上海这种冷不像北方那样直来直去，那冷是裹挟着水汽往衣服里渗，让人由内而外地打着寒颤。
我坐在只有十五平米的合租房里，手里夹着一根利群。烟草的辛辣味在密闭的空间里弥漫，和角落里还没来得及扔掉的外卖酸馊味闷在一起。
窗外的霓虹灯在雨水的投射下变得光怪陆离，这些繁华都属于别人。
而我在这个光鲜亮丽的都市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后，终究迎来了一场场的溃败。
就在三天前，我失去了我的工作。
我还记得那天下午的场景，落地窗外的云层很低。冷气十足的会议室里，人事部那个平时总爱涂着大红色口红见人就笑的HR主管徐姐，面无表情地将一份解除协议书推到了我面前。
“王想，由于公司战略调整，整个华东区的线下营销业务线都要被裁撤。这和你个人能力无关，是整个大环境的趋势。”徐姐这句话明显已经对很多人说过。
我看着那份协议上冷冰冰的字，脑子里嗡嗡作响。一年了，作为一个从不知名二本营销专业毕业的应届生，我在这家公司里像条狗一样地拼命。为了拿下一个连锁便利店的渠道，我曾经在人家采购经理的楼下淋了几个小时的雨；为了赶一份策划案，我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喝下的咖啡多得让我心悸。
我以为只要够拼，总能在这片寸土寸金的洋场里扎下根来。
说回我吧，我这人遗传了我妈的基因，长着一张在这个社会上算得上讨喜的脸，大学室友总调侃我这张脸加上181的身高和常年运动的身材，不去傍个富婆简直是浪费。
但我骨子里带着莫名其妙的清高执拗，总觉得靠自己双手拼出来的才踏实。
但是现实却像是一记耳光扇在了我的脸上。公司调整业务线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小员工被划掉就划掉了，没人会多问一句。
我没有去争辩什么，在这个城市，体面往往比真相更重要。
我默默地签了字，拿着那点微薄的补偿金回到了工位。周围的同事都在假装忙碌，每个人都在明哲保身，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显得奢侈。
我找了个废弃的纸箱，把桌面上少得可怜的物品塞了进去，抱着纸箱走出公司的那一刻，冷风卷着雨丝扑面而来，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曾让我充满斗志的高楼，觉得它像一座墓碑。
老天爷还嫌不够。
抱着纸箱回到合租房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推开门迎接我的是两个大号行李箱放在地上，女友林夏正在默默收拾衣物。
林夏是我大学校友，我们在一起两年了。她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在一家代账公司做小职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里，我们曾无数次地依偎在这张床上幻想着未来的蓝图，在郊外买一套小两居，买一辆十几万的代步车，周末去西岸看展.....
但梦想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柴米油盐。
听到开门声，林夏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今天化了很精致的妆，穿着一件我以前没见她穿过的风衣，但是这风衣的牌子我认识，大抵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王想，你回来了。”她的声音没有惊讶，像排练了很久的疲惫。
我看着地上的行李箱，又看了看手里的纸箱，那一下我什么都明白了。“要走？”我干涩地吐出两个字。
林夏看了看我怀里的纸箱，眼神满是错愕，但很快又被冷漠掩盖了下去。
她苦笑了一下，自嘲地摇了摇头：“看来，我选今天走，还真是挑了个好日子。”
“能不走吗？”我放下纸箱想要去抓她的手。
她往后退躲开了我的触碰。就是这举措，像一道看不见的沟把我们隔开了。
“王想，”林夏转过头看着窗外，“我们毕业这么久了，每天挤在一个连独立卫浴都没有的合租房里。每天吃着外卖，算着水电费。我真的累了，你看你现在连工作都没了，上海的首付你要攒到哪辈子去？三十岁？还是四十岁？”
“我会重新找工作的，我手里还有一点客户资源……”我想辩解，但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辩解苍白无力。
“然后呢？”她偏过头眼眶有些发红，“继续拿着底薪加提成，每天给别人赔笑喝到胃出血？算了吧，我们都认清现实好吗？你的那些营销理论，在这个吃人的城市里根本一文不值。爱情是需要物质垫底的，没有钱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了。”
我沉默了，我反驳不了。在这个动辄几万一平米的上海里，我的自尊心和我的银行卡余额一样，轻薄得可怜。
“我走了。”林夏拉起行李箱，“钥匙我放在鞋柜上了。祝你……以后能过得好。”
门关上后房间里空得厉害，我就这样站在原地，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两腿发麻，然后跌坐在地板上，从口袋里摸出烟。
点好烟吸了一口，辛辣直冲肺里，呛得我咳嗽起来，眼泪不受控地流了满脸，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哭那段死去的爱情，还是在哭自己那一败涂地的自尊。
接下来，我在这间房里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三天。饿了就煮一包泡面，渴了就喝自来水，我不敢看手机，害怕看到前同事们的虚情假意，更害怕看到林夏发朋友圈秀她新的生活。
直到第四天的傍晚，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的男人，胃里一阵翻腾。
我不能再这样烂下去了，上海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它就像一台榨汁机榨干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后，把残渣无情地倒进了下水道。
我拿出手机买了最近一班绿皮车的硬座票，目的地：四川宣汉。
那里，有我的家。更准确地说，那里有我妈，和我妈守着的那家包子铺。
收拾行李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除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和那张已经磨损的毕业证，我什么都没带。我把出租屋的钥匙留在桌面上，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承载过我虚妄的地方，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冰冷的雨夜里。
.......
上海南站永远是那么拥挤，哪怕是深夜，候车大厅里依然人声鼎沸。提着蛇皮袋的农民工，背着双肩包的大学生，神色匆匆的异乡客，所有人都像是在逃离，又像是在奔赴。
我找到了自己的靠窗座位，对面坐着一对中年夫妇正疲惫地靠在一起打盹。
“哐当……哐当……”
伴随着一声汽笛声，老旧的绿皮车缓缓驶出站台，窗外的景色开始向后奔跑，黄浦江两岸璀璨的灯火渐渐被黑夜吞噬，换成了大片大片的田野和偶尔闪烁的灯火。
我的头抵在玻璃窗上，随路轨节奏的摇晃，心里的抽空感在驶离上海的那一刻，终于到达了顶峰。
二十三岁的我一无所有，落荒而逃。
在半梦半醒之间，那些被我封存在记忆的画面，如同老旧的胶片一般开始在脑海中一幕幕地放映。
我就这样想起了我爸。
我对我爸的记忆，其实已经很模糊了。大部分的印象，都停留在一年级那个雷雨交加的夏天。
我爸当年是个木工，手艺十里八乡都有名。后来为了多挣点钱，常年跟着外地的工程队包活搞装修，几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带着一身木屑的味道，用那满是老茧的粗糙大手把我高高举起，那是属于那年代手艺人表达父爱最质朴也最笨拙的方式。
然而，那也是一份赚血汗钱的苦差事。
那天天黑得像锅底一样，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我正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写作业，几个浑身是泥，神色慌张的工友闯进了我家，面色惨白地跟我妈说着什么。
我当时还不懂他们说的话，只看到我妈手里的扫帚突然掉在地上，整个人像枯木似的瘫软了下来。
原来工地出了事故，为了赶工期工人们冒着大雨在外面干活，外墙的脚手架因为地基泡水塌了，我爸当时正站在五楼高的地方钉模板，连人带架子直接摔了下来，人当场就没了。
葬礼办得很简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失去顶梁柱的家庭连悲伤都要精打细算。我穿着不合身的孝服跪在灵堂前，看着我妈。
她哭得几度昏死过去，喉咙都哭出了血丝，那一道道撕心的哀嚎声，如今仍然在我的噩梦中回荡。那些来吊唁的亲戚邻居，都在摇头叹息，说我们这对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可怎么熬，甚至有人劝我妈趁着年轻赶紧改嫁别拖着我这个累赘。
但我妈没有。
在头七过后的那早上，我起床上厕所，看到我妈坐在院子的水井旁用井水洗脸，水珠从她脸颊滴落，然后她站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脸颊，眼神中原先的空洞迷茫消失了，换成了坚韧的眼神。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我妈掉过一滴眼泪。
我妈叫叶萍，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女人，她今年四十五岁了。
但在我的记忆里，岁月像是对她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四川女人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长得很白，并非用化妆品堆出来的苍白，实际是一种带点健康光泽的白，即使常年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劳作，也遮掩不住她底子里的好气色。
她的身高一米六二，骨架很小，是个标准的娇小身段，年轻时，她长得很俊俏，瓜子脸丹凤眼，眼角还挂着一股天生的媚意。
即便到了现在，只要稍微收拾一下，走在街上相信还能吸引不少男人的目光。
可是，自从我爸走后，她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为了养活我，为了供我读书，她掏空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又厚着脸皮借了些钱，在老街的十字路口，盘下了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店面，开起了一家包子铺。
我妈总爱穿那种大得有些夸张的衣服，小时候我不懂，还问过她为什么不买几件合身的衣服穿。
她只是笑着敲敲我的头，说干活穿宽大的衣服舒坦，沾了面粉也不心疼。
后来我长大了，尤其到了高中大学，作为一个正常发育的男人，我才隐隐约约明白了她的苦衷。
她虽然身材娇小，但其实身材极好，特别是那对傲人的胸乳，几乎可以用“奇乳”来形容。
即便在大码衣物遮蔽下，走起路来或者弯腰干活时，也能看出那唐突的轮廓。
在我们那地，那种熟人社会，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如果再显露出惹火的身材，那就是给自己招惹无尽的是非，她是用这种自毁形象的方式，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
但我妈的自我保护，绝不只有隐忍，更多的是属于川妹子的火辣与泼辣。
县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早些年老街那边更是有些不太平。
一个女人开店，总会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子或者喝多了的酒鬼来找茬。
我记得读初二的一天傍晚，我放学去包子铺帮忙。铺子里来了一个附近工地的包工头，喝得醉醺醺的。他晃晃悠悠地走到店前，指着笼屉里的包子大声嚷嚷要买。
我妈正低头装袋，那个包工头借着酒劲不老实就想往我妈的手背上摸。
换做一般的女人，可能吓得缩回手或者忍气吞声就算了。但我妈是谁？
只见她眼神一厉，一下一把甩开包工头的手。接着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起旁边用来擀面的擀面杖，“砰”的一声用力砸在了灶台上，震得笼屉都抖了三抖。
“你个砍脑壳的！狗爪子往哪里伸？！”我妈单手叉腰，另一只手拎着擀面杖指着包工头的鼻子，浓重的四川口音在街上炸响，“老娘这包子铺是卖包子的，不卖笑！你要买包子就买，不买给老娘滚远点！占便宜占到老娘头上了，信不信老娘一杖敲碎你的天灵盖！”
那包工头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了一跳，酒劲顿时醒了大半。
他看着我妈那凶悍模样，又看了看周围已经开始指指点点的人群，涨红了脸骂骂咧咧地丢下钱，连包子都没拿就落荒而逃了。
我当时躲在店里的角落，看得目瞪口呆。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老街上再也没有哪个男人敢对我妈动什么歪心思，大家都知道，老王家的寡妇是个惹不起的刺猬，谁敢碰准扎得满手血。
她就是用这幅小身躯，硬是在这座县城里替我撑起了一片天。
初中我因为叛逆去网吧包夜，被她拿着竹条抽得满街跑；高中我为了节省生活费每天只吃两顿白水面，被她发现后红着眼硬往我饭卡里充了几百块钱。
她对我永远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得越狠心里越疼。
想到这里，火车突然颠簸了一下，把我从漫长的回忆中拉扯了出来。
车窗外已经不再是漆黑一片，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漫长的车程即将结束，车厢里的广播开始播报到站的信息。
我拖着发麻的腿站起身，去了趟洗手间。看着镜子里因为一夜未眠而布满血丝的自己，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不至于那么狼狈。
可是，当火车真切地停靠在站台上的时候，一种名为“近乡情怯”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下了火车，从拥挤的人流走出有些年头的出站口。
初冬的宣汉没有上海那般刺骨的阴冷，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青草气息。
站前广场上坑坑洼洼，停满了拉客的三轮摩托和出租车。司机们操着我无比熟悉的乡音，大声地拉扯着客源：“走不走？走不走？城关镇差一位！上车就走咯！”
一切都是那么的嘈杂无序，还带点破败。
但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片混乱之中，我那颗在上海高楼大厦间一直没有着落的心，感觉到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厚重。
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出站口，有些茫然地四处张望。
其实我很怕见她。
我怕她问起我在上海的工作，怕她问起林夏，更怕看到她眼里闪过一丝一毫的失望。
她起早贪黑地揉面蒸包子，把关节都熬出了风湿，才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
她总跟街坊四邻吹嘘，说她儿子在上海的大公司做营销，坐高级写字楼穿西装打领带。
如今，我像条丧家之犬一样逃了回来，连身上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对不起她揉过的那一团团面。
就在我踟蹰不前的时候，一声极具穿透力的斥责声，如同平地一声雷穿透了广场上嘈杂的人声。
“王想！你个小兔崽子！杵在那儿当电线杆子啊？眼睛长在头顶上啦？老娘这么大个活人看不见？！”
我浑身一下一哆嗦，这声音这语气，普天之下除了我妈，再找不出第二个人。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在出站口侧的一棵老榕树下，站着那个我日思夜想的身影。
我妈她今天依然是那副万年不变的打扮，下半身是一条卡其色休闲裤，上半身套着一件略显宽大的黑色长袖衣。外面还系着那条印着“天天面粉”字样的围裙，围裙还沾着几抹面粉印子。
显然她收到我发的信息后，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刚从包子铺的灶台上出来，就匆匆赶来接我了。
老榕树巨大的树冠遮蔽了天光，在阴沉的天气下显得有些昏暗。
但即使在这样的光线下，她露在领口外的那一截修长的脖颈，以及挽起的袖口处露出的手腕，还是白得有些晃眼，和四周这些皮肤粗糙暗沉的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两手叉腰眉头倒竖，正瞪着一双丹凤眼看着我。
一阵带着湿气的风吹过，把本就宽大的衣服吹得紧贴在身上，那一下隐藏在衣物下的惊人物事若隐若现地勾勒了出来。
但很快她不耐烦地拽了一下衣服，重新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普通的妇人。
我眼眶莫名地有些发热，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连拖着行李箱的手都在发颤。
我快步走了过去，在离她还有两步远的地方停下，艰难地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妈，我回来了。”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
她没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冲上来给我一个热泪盈眶的拥抱。
她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余光扫过我手中的行李箱，原本竖起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还晓得回来啊？我还以为你死在上海那花花世界里了！”她一开口就是夹枪带棒的连珠炮，标准的口音一点没变。
她往前走了走，那只有些粗糙但骨节分明的手，一把捏住了我的胳膊。
“你看你瘦得像个什么鬼样子！像只被拔了毛的瘟鸡！下巴尖得都能戳死人了！”她没好气地甩开我的胳膊，眼神里满是嫌弃，但语气里的心疼却怎么也藏不住，
“在上海那种大城市待了一年，钱没见你给老娘寄回来几个，肉也没长半两。人家街坊邻居看见了，还以为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苛待你了，连口饱饭都不给你吃！”
“最近工作比较忙嘛，没顾得上按时吃饭……”我心虚地摸了摸鼻子，想用以前在电话里敷衍她的那套说辞蒙混过关。
“你放屁！”她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我，白了我一眼，“忙？忙到连工作都丢了？忙到连女朋友都跟人跑了？”
我一下抬起头，震惊地看着老妈。我离职的事是在微信上跟她说的，但我发誓林夏和我分手的事，我连半个字都没提过！
“妈，你……你怎么知道……”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当老娘是傻子啊？”她冷笑了一声，抬手理了理耳边被风吹乱的碎发，“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撅什么屁股我不知道你要拉什么屎？前天晚上在微信里，你发语音说辞职的时候，那声音丧得像丢了魂一样。除了丢了饭碗和女人跑了，还能有什么事能把你这头倔驴打击成这副死狗样？”
我被她怼得哑口无言，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女人面前，我那些自以为是的伪装可笑得就像是一张窗户纸。
“分了就分了！”她见我不说话，稍微缓和了一点，但依然强硬，
“有什么大不了的！那种嫌贫爱富的丫头，就算你现在有钱把她娶回来，以后真遇到个什么灾什么难的，也是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祸害！分了正好，老娘还省得以后受她的气！”
“可是我……”我张了张嘴，那些在上海经历的委屈突然失去了倾诉的必要。
“可是个屁！大男人为了个女人要死要活的，没出息！”她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然后一把推开我，弯腰就去抢我手里的行李箱。
“妈！我来拿，这箱子特别重，装了好多书……”我急忙想去夺回来，她那么娇小的个子，这箱子几乎快有她半个人高了。
“起开！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她粗暴地一把拍开我的手。
只见她腿微微下沉，腰部一下一发力，原本瘦弱的身体一下爆发出与体型极不相符的力量。
她单手提着行李箱的提手，硬是将大箱子提了起来，转身就往广场停着的一辆老旧的电动三轮车大步走去。
“老娘当年扛着四十斤的面粉上下楼的时候，你还在泥巴地里撒尿和泥玩呢！跟我在这儿充什么大尾巴狼！”她走，又头也不回地嚷嚷着，“还傻愣着干什么？赶紧上车！铺子里还有一笼灌汤包没蒸完呢，回去晚了火候过了，那些老主顾又要指着老娘的鼻子骂娘了！”
我看着老妈有些倔强有些急躁，却又无比踏实的背影。
我深吸了一口县里充满了烟火气的空气，眼角的湿润终于忍不住滑落了下来。
原本那颗在上海被现实捶打得千疮百孔，被爱情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心，在这会儿，在”老妈粗鄙却温暖的叫骂声中，终于安稳地落回了肚子里。
溃败已成定局但好在我的归途，还有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