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集团军”几个字还是能辨认出来。
档案的标题栏写着一串编号,编号后面跟着的分类标注是“人员管控与接见记录”。
苏牧的呼吸频率没有变化。
但瞳孔缩了一下。
只有他自己知道。
往下看。
档案的格式是标准的军方内部表格,每一行是一条记录,列头从左到右分别是:日期、被管控人姓名、接见人姓名及职务、接见时长、审批人签字。
“被管控人”那一栏只有一个名字。
苏牧认识。
五年前苏建国案件中的那个关键证人,就是这个人在法庭上改变了原始证词,提供了一份对苏建国极为不利的新供述,直接导致法院采信了控方的贪腐指控。
苏牧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三秒。
拇指开始摩擦食指指腹。
继续往下。
接见记录不长,总共十几条,时间跨度大约覆盖了那个证人被军方“保护性隔离”的整个周期,大部分接见人的身份是军方的内务管理人员或法务联络人,记录中规中矩,没有异常。
但有两条记录不一样。
苏牧的目光钉在了那两行上面。
第一条:接见人一栏写的是“孙大伟,参谋长”。
孙大伟。
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六月份沈若兰在苏家客房里提到过的名字,越权审批了那份本不该由他签字的调动文件,和周德海有利益交换的那个人。
参谋长亲自去接见一个保护性隔离的证人?
苏牧的手指摩擦得更快了一点。
看第二条。
接见人一栏没有写全名。
写的是:“省级领导(由孙参谋长陪同)”。
没有名字,没有具体职务,只有一个模糊到几乎可以是任何人的称谓:省级领导。
但这条记录的审批人签字栏里,签的是孙大伟的名字。
是孙大伟批准了这个“省级领导”的接见。
苏牧的拇指停住了。
眼睛没有离开屏幕,但焦点从那行文字上移开了,看着屏幕的某个空白区域,大脑在极速运算。
省级领导。
由参谋长陪同。
不留全名。
接见的是一个即将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
接见时间……
苏牧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日期那一栏。
看到了那个日期。
然后在脑子里把这个日期和另一个日期放在了一起。
另一个日期是什么:证人在法庭上改变证词的那一天。
苏牧花了大半年时间把父亲案子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刻在了脑子里,哪一天立案、哪一天证人第一次做笔录、哪一天证人改口、哪一天法院开庭、哪一天宣判,所有的日期都能精确到日。
那个“省级领导”接见证人的日期。
是证人改变证词的前一天。
前一天。
苏牧的脊背从椅背上离开了,整个人的上半身前倾,双手撑在桌面上,盯着屏幕上那两个日期之间的距离。
就差一天。
一个不具名的“省级领导”,在参谋长孙大伟的陪同下,在证人改口的前一天,进入了军方的保护性隔离区域,和那个证人进行了会面。
第二天,证人就翻了供。
苏牧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
没有激动。
没有拍桌子。
但心跳比三十秒前快了至少一倍。
能感觉到血液在太阳穴的位置跳,脖子两侧的动脉也在跳,指尖上的毛细血管都在跳。
苏牧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在安全屋狭小的空间里走了两步,然后停住,转身,又走了两步,再停住。
脑子里在翻滚的不是情绪,是逻辑链。
关键证人被军方保护性隔离期间,参谋长孙大伟批准了一个“省级领导”的接见,这个接见发生在证人改变证词的前一天,孙大伟和周德海有利益交换关系,这是沈若兰此前就已经查实了的,那么这个不具名的“省级领导”,是谁?
能让参谋长亲自陪同、不留全名、到军方管控区域接见一个刑事案件关键证人的“省级领导”,在五年前的青江省政坛上,有几个人有这个能量?
苏牧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
数不出第二个。
只有周德海。
但“只有”不等于“就是”。
推断不是证据。
苏牧需要证据。
需要能证明那天那个时间点周德海确实不在澜城、确实去过军方驻地的硬证据。
出行记录。
这三个字从大脑里弹出来的速度比思考还快,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检索结果。
华国的副省级以上干部出行有严格的登记备案制度,公安系统的交通管控体系会记录车辆和人员的流动数据,这个信息谁能查?
陆锦瑶。
公安厅副厅长,主管刑侦和情报,拥有调取这类历史数据的权限。
苏牧掏出了手机。
点开了通话记录,找到了陆锦瑶的号码。
拨出去。
响了两声就接了。
“苏牧?”陆锦瑶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背景音干净,应该是在办公室,语气有一丝意外,上周在安全屋见过面之后,两人通话的频率并不高,在苏牧的规矩里,安全通讯的频率越低越好。
“陆阿姨。”苏牧没用“陆副厅长”这个称呼,电话里用亲近一点的叫法更自然,万一被截听也不容易引起注意。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
“说。”
干脆利落。
一个字。
陆锦瑶说话从来不拖泥带水,尤其是在她判断对方有正事的时候,上周在安全屋那场关于匿名信的谈话之后,两个人之间关于“正事”的默契又紧了一层。
“五年前的一个具体日期,我会把日期发到你那边。”苏牧压低了声音,不是因为怕被人听到,安全屋的隔音没有问题,是一种无意识的郑重。
“我需要你查一下,周德海在那一天有没有离开过澜城。”
听筒那边安静了半拍。
陆锦瑶没有马上追问“为什么”,而是先消化了这个请求本身的信息量,查一个现任省长五年前某天的出行记录,这个动作一旦做了就留下了系统痕迹,必须评估风险。
“去哪里?”陆锦瑶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为什么要查”,而是“去哪里”,这是刑侦出身的人的本能:先把搜索范围缩窄。
“军方驻地。”
又安静了一秒。
“你有了新发现?”
“沈若兰查到了军方档案里的一条关键记录。”苏牧的声音稳住了,稳到了一种和这个年龄不太匹配的程度,像是一个做了几十年手术的外科医生在描述CT片上的病灶。
“保护性隔离期间的接见记录表上面,出现了一个不具名的‘省级领导’的会面记录,由参谋长孙大伟陪同。”
“什么时间的会面?”
“证人改变证词的前一天。”
这一次,听筒那边的沉默持续了将近三秒。
苏牧能想象陆锦瑶在办公室里是什么表情,那张英姿飒爽的脸上大概不会有太夸张的变化,但眼神一定变了,从日常办公的状态切换成了她在审讯室里盯着嫌疑人时的那种锐利。
“前一天。”陆锦瑶重复了这三个字,声音压得更低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证人改口之前,亲自去见了证人。”
“亲自去,由参谋长陪同,不留名字,只写‘省级领导’四个字。”苏牧把关键信息一条一条地喂过去,不急不快。
“如果能证明那天到军方驻地会见证人的‘省级领导’就是周德海,陆阿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本人亲自到场操控了证人做伪证。”
陆锦瑶的声音冷了下来。
不是那种带情绪的冷,是职业性的冷,一个干了十几年刑侦的女人在确认一条证据链的致命节点时,自动进入的分析状态。
“不只是翻案的问题。”陆锦瑶继续说,语速比平时快了一截。
“如果坐实了,这是妨害司法公正、唆使伪证,两条罪名加在一起,不管他背后站着谁,中央纪委都不可能压得住。”
“所以我需要那条出行记录。”苏牧的拇指又在食指指腹上摩擦了起来,电话那头的陆锦瑶当然看不到这个动作。
“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出行必须登记备案,对吧?”
“必须的,车辆调度、安保随行、路线报备,省公安厅交通管控系统有全部的存档数据。”陆锦瑶的专业素养在这种时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回答的速度说明她脑子里已经在同步检索调取数据的路径了。
“五年前的数据会存在历史备份库里,调取需要副厅级以上权限授权,这个我有,但操作会在系统日志里留下记录。”
“能处理干净吗?”
“我在刑侦系统干了十几年,调一条五年前的出行记录不被人注意到,这点本事还是有的。”声音里多了一丝极淡的傲慢。
“但时间需要一点,历史备份库的访问不是实时的,要走内部申请流程,我能绕过大部分环节,但不能绕过物理层面的服务器访问权限。”
“需要多久?”
“三天,快的话两天。”
“够了。”苏牧的声音终于松了一口气的量。
“陆阿姨,拜托了。”
“你不用跟我说拜托。”陆锦瑶的语气变了一下,变化很小,从公务模式稍微往私人方向偏了一点点。
“苏建国的事情,我也想看到一个结果,你妈扛了这么多年,该有人替她把这件事了结了。”
苏牧握着手机没有马上说话。
“日期待会儿发到你的加密信箱里。”
“收到。”
电话挂了。
苏牧放下手机,站在窗户旁边,阳光从那条窗缝里挤进来的光带正好落在脚尖前面的地面上,切出了一道亮暗的分界线。
深吸了一口气。
呼出来。
心跳还是比正常水平快。
但手已经不抖了。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手有没有抖过?苏牧回想了一下,大概在拨号的那一刻有过一个极短暂的颤动,短到陆锦瑶不可能从电话那头察觉。
不是怕。
是近。
离真相太近了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反应,跟恐惧无关,跟期待也不完全一样,更接近一种从头顶一直灌到脚底的电流感,整个神经系统都被激活了。
五年。
苏建国在北方的监狱里待了快五年了。
苏牧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每个学期去探一次监,每次都是一个小时的隔着玻璃的对坐,那个曾经在青江省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男人坐在玻璃对面,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多了好几道深纹,穿着统一的监服,但脊背还是直的,说话的声音还是稳的。
每次探监结束,苏牧在回学校的车上都不说话,耳机里放着什么歌也听不进去,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的风景一截一截地往后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复地转: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现在这个“总有一天”的轮廓,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苏牧重新走回桌前坐了下来。
又看了一遍屏幕上的影印件。
逐字逐句地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影印件的右下角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像是档案管理员在归档时随手标注的编号,笔迹潦草,不仔细看几乎会忽略,苏牧把图片放大了看那行字,只能辨认出前面几个数字,后面的部分模糊不清。
但前面几个数字够了。
那是档案柜的编号格式,苏牧在之前的调查中见过类似的编码规则,这说明这份接见记录的原件确实存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