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初中那年，学校就在县城边上。可姐姐还是特意请了假，租了辆车赶回来，执意要亲自带我去报名。

　　算起来，从她嫁人那天起，这“家”的门，她就没踩过几回。离了婚，逢年过节也见不着影，快有四年了吧？这次突然这样急切地回来，就只为送我去报名吗？

　　“你一个人，姐姐放心不下。”她轻声说着。

　　她老想摸我脑袋，手刚抬起来，我就梗着脖子躲开。她脸上那点温柔的光彩，瞬间就黯淡下去，又飞快地被她用力聚拢回来，努力重新拼凑出那副温和的笑容。

　　“小川，上车吧。” 她打开副驾驶车门，眼睛弯成两道温柔的细线。我闷声钻进车里，故意扭过头，把脸贴在车窗上，望着外面流动的树木。

　　车开了，她的话也多了起来。县城哪块地方盖了新楼，一中怎么的好……

　　 我靠在窗边，眼皮沉沉地合上，装作睡着的样子。其实每一个字都听见了，只是喉咙像被什么黏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

　　宿舍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霉味，混着隐约的汗气。姐姐手脚麻利地抖开被褥，铺平床单，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千百遍一样。铺好后，她轻轻拍了拍床板：“来，试试看，舒不舒服？” 我像根木头桩子似的直直坐下，只点了一下头。

　　她挨着我坐下，胳膊轻轻碰着我的肩膀，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拆开包装，里面是一块崭新的电子表。

　　“住校了，有事就按这个键，直接能打到姐姐手机上，或者打给妈妈。” 她低着头，专注地调着表上的设置，几缕头发滑落下来。一股淡淡的、像是被阳光晒过的干净味道，又轻轻飘了过来。这熟悉的味道，从她离开家那天起，就断了。

　　“还有这个。”一卷钱被轻轻塞进我手心。“周末想回家就坐班车，再走几步，不想回就留着买点喜欢吃的，买点回家给妈妈也行。” 那卷钱被我紧紧攥在手心，很快变得汗津津的。喉咙最后还是只憋出一个干瘪的“嗯”。

　　她站起身，手自然地往我头顶揉。这一次，我没有躲开。她的手在我头顶微微顿了一下，像是触碰到了什么易碎的东西，随即又变得异常轻柔。她嘴角的笑意，温温软软的：“姐姐走了。照顾好自己。有事打电话。”

　　直到她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楼道尽头，我才摊开手心，看着那卷被汗水浸湿的钱。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啪嗒啪嗒” 砸在腿上。

　　我冲到门外，扑到走廊冰凉的石头栏杆上，使劲探出头向校门口张望。那辆白色的小车，正像一片小小的叶子，缓缓地滑出校门，直到那抹红色尾灯彻底消失在视线里，我才回去。

　　晚上，宿舍那几张嘴就没闲过。开始还装模作样聊几句，很快就变成了炫耀自己有多厉害的吹嘘大会——拳头有多硬，架打得有多狠。我蒙着头，像块石头沉进被窝。

　　夜深人静时，铁架子床会“吱嘎吱嘎” 摇晃起来，好像随时要散架。夹杂着几声怪笑和粗鲁的叫骂，一股烟味也悄悄钻进口鼻，呛得胸口发闷。幸好我的床铺靠近门口，留了条缝隙，夜风吹进来，才勉强能呼吸。

　　看着他们随手抓起我柜子里姐姐买的洗发水，挤出一大坨就往头上抹，心里闷闷的。可当那个“借”字真的甩过来，我敢说不吗？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有张鸣勉强算得上半个朋友。有回他被几个高年级的堵在楼梯拐角，像堵墙围着。“让你姐通过老子联系方式！” 领头的口水喷他脸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冲那边吼了一句：“老师来了！” 那帮人像被惊散的乌鸦，骂骂咧咧飞走了。

　　我赶紧跑过去把他拉起来。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校服上清晰地印着鞋印。

　　刚走到校门，一个穿二中校服的短发女孩慌慌张张跑过来——张引锑，后来他告诉我的。她手忙脚乱地给他擦着脸，手都在微微颤抖。刚才挨打时一声没吭的张鸣，突然“ 哇” 地大哭起来，脑袋直往他姐姐怀里钻。

　　“谢谢你啊同学。” 她抬头看我，眼圈同样红红的。

　　“小事。我得赶紧回宿舍了。” 催命的宿舍关门铃声响起，我转身就跑。

　　从那以后，我和张鸣就常凑在一起了。中午他不回家，就跟我一块儿钻食堂。午休时躲在操场树荫下，他神秘兮兮地凑近我：“哎，跟你说，我以后要娶我姐。” 我差点被口水呛死！只觉得被雷劈了——还有人想睡自己姐？

　　没过几天，他说家里要给他转到二中了。是真的家里要求？还是他想离他姐姐近一点？还是避开那些人?不得而知。转学那天，我帮他搬书。路上他嘴巴一直没停：“以后再碰上那种事儿，躲远点儿！别惹一身麻烦！” 他姐姐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对我道谢：“麻烦你了同学，真是谢谢！”

　　这唯一能说上几句话的人，就这样离开了。像滴墨进了河里，转眼就散得无影无踪，再见时已是陌生人。

　　后来上高中，在别人手机屏上瞥见过张引锑：抱着俩孩子，旁边站着个男人，不是张鸣。据说刚读完初中家里就让她嫁出去抵债了，说女孩不用读书。那个曾经兔子似的女孩，怎么就……成了两个娃的妈？像一朵刚绽放的花，转眼间就失去了鲜亮的颜色。虽说这种事在村里也不少，但心里还是沉沉的，说不出的滋味……

　　不知道是风水坏了还是怎么的，学校里“几个人围着一个踹” 的戏码，天天都在犄角旮旯上演。

　　时不时有风言风语飘进耳朵：哪个班的女生肚子大了，偷偷去打掉；三个男生凑钱，来了第四个打成一团……

　　这就是姐姐口中“县里最好”的初中吗？像个巨大的泥沼，让人喘不过气。

　　期中考试的红榜贴出来，校长的脸色阴沉得可怕，站在旗杆底下大声训斥：“一中必须把第一名夺回来！” 新来的教导主任立刻行动起来，给教学楼的窗户都焊上了粗粗的铁栏杆，美其名曰“军事化管理”。

　　课间那宝贵的十分钟，我们就成了笼中的小鸟，手抓着铁栏杆向外张望。班主任——那位年轻的女历史老师，有一次挨了训，眼睛红红的，趁着我去办公室交作业，把我叫到身边：“飞出大山......根本就不是离开大山。” 她的声音很轻，“我……可能没法再带你们了。”

　　她为什么单单和我说这个？大概看我整天像个闷葫芦，没朋友，嘴也严实。

　　一个星期后，她果然调走了。临走前，只留给我一句话：“苏银，你很稳重，很喜欢思考。”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教学楼里，自习课早读课，那那些刺耳的责骂声，依然像沉重的灰尘，落在墙壁上：

　　“哭？！你爹妈花钱是让你来嚎丧的？”

　　“啪！” 脆响夹在话里，像竹子爆开，也像骨头折断。

　　这铁笼，最后能挤出什么好果子？没人知道。

　　欺负人的事确实少了些。那主任手里握着“开除”的权力，掐着大家的命门。夜里是没了烟味和打游戏的喧闹；可另一种更厚重的压抑感，沉甸甸地笼罩下来。

　　我只求那些脏污的事别沾到我身上。可到了初二上学期，终究还是没能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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